这种提振信心式的集体博弈，或能成为长三角“产业集群”突围的样板之一 
 
　　一条领带的博弈引发了业界巨大的反响。 
 
　　在低附加值的纺织品中尚处“利润高端”的领带业，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资金危机。日前，全球最大的领带制造基地——绍兴嵊州市以行业协会牵头发起“集体提价”，成为其谋求全球定价权、破除资金链危机的尝试。


 
　　这种提振信心式的集体博弈，或能成为长三角“产业集群”突围的样板之一。据了解，浙江省副省长钟山对此曾批示：做得很好，值得总结。
 
　　0.2美元的提价计划 
　　嵊州领带集体提价信号是从4月2日发出的。 
 
　　当天，嵊州市领带行业协会换届，巴贝集团董事长金耀被推选为会长。他在会上算了一笔账：一、汇率调整，目前人民币升值近5%，去年4月15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为7.724元，今年同日是6.996元；二、出口退税下调2%，土地税上调0.3%；三、劳动合同法实施，提高销售成本1.5%；四、真丝原材料价格不稳定，年初白厂丝每吨16.7万元，现每吨18.58万至19万元，上涨12.5%。
 
　　这些综合因素，压在了出口均价约为2.35美元/条的小小领带上，直接导致全行业陷入微利或亏损状态。金耀提出，如果每条领带提价5美分，嵊州领带产业就可以多得2000万元净利。这番表白，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同。 

 
　　然而，向国际采购商开口加价，行吗？从1984年嵊州产出第一条领带开始，全美最大的男士饰品采购商RANDA公司就进入嵊州。如今，该公司在嵊州每年有2000多万美元的采购额，其中80%为色织真丝领带。也就是说，每年有1000多万条领带经他们之手，从嵊州流向欧美市场。一旦这次提价受挫，牵头的企业肯定将处于尴尬境地。
 
　　紧急磋商的会议，一个接一个地召开。4月10日晚，8家会长单位的头儿聚在一家茶室里商量到很晚，终于达成共识——年出口25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集体提价0.2美元。 

 
　　4月11日，嵊州领带协会召集美国RANDA公司的7家供应商开会，宣布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，每条真丝领带提价0.2美元。之所以先瞄准RANDA公司，是因为它是嵊州领带最大的采购商。2007年，该公司在嵊州的领带采购额2000多万美元，其中约80%为色织真丝领带，占当地领带总出口额的10%以上。 

 
　　次日，协会再次召开会议。6家日本市场的供应商，在提价协议上集体签字。
 
　　然而，不同的声音很快就出现了。领带协会一位人士透露，当地一些企业拒绝行业协会的提价倡议，他们认为在市场条件下价格由自己说了算。如果更多采购商的订单流向不参加提价的企业，那么集体提价无疑将成为一场泡影。
 
　　为此，领带协会逐一上门拜访有关企业，但“游说之旅”收效甚微。一些企业表达了各种不同看法：一是行业协会不具有强制约束力；二是担心自己的订单转移到其它企业；三是由于大、小加工厂的生产成本有差异性，提价幅度要有差别；四是内外贸要一视同仁，预防采购商“曲线救国”。
 
　　而领带行业协会会长金耀的处境也异常微妙。4月14日，美国RANDA公司负责人造访嵊州，当他得知提价风波后，取消了与金耀约定的饭局。在对方眼里，这个领带行业协会会长或许是个“麻烦制造者”。
 
　　大家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，等待着答案揭晓的那一刻。
 
　　定价权的争夺 
　　“静观其变。”身处提价事件漩涡中的RANDA公司高级经理钟鹏表示，现在既不表示接受提价，也不一口拒绝。
 
　　RANDA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男士饰品采购商，其嵊州办事处2002年成立以来，每年有2000多万美元的采购额。这些领带大多出现在美国一些大型商场及超市的货架上。
 
　　如果每条色织真丝领带提价0.2美元，那么对RANDA公司来说，每年约增加200万美元采购成本。那么，RANDA是否愿意让出这部分利润空间？ 
 
　　“美国零售业是个竞争空前激烈的行业，买家对我们说再见也是很容易的事。”钟鹏说，RANDA也不可能将成本转嫁给终端零售商。然而，从普遍低于3美元的出口价到近50美元的美国终端零售价之间，究竟还有哪些环节？ 

 
　　钟鹏表示，嵊州领带企业不可能跳过中间商，直接和终端销售商发生贸易往来。因为美国零售业是个专业分工十分细致的领域，中间商这个群体具有自己独立的生存空间。
 
　　钟鹏说，在一定程度上，是中间商、专业设计机构等引导着全球领带的市场潮流，而非生产商或零售商。 
 
　　不过，嵊州领带企业显然不愿意被剥夺定价权。“我们给沃尔玛的领带单价为3.5美元，利润约为1美元。”就在与RANDA公司嵊州办事处一墙之隔的“泰绅领带”，其总经理张帆如是说。
 
　　嵊州市外经贸局提供的数据表明，包括巴贝、雅士林、麦地郎在内的10多家嵊州领带企业，已在海外设立办事处。在全球闻名的意大利科墨领带设计中心，也有多家嵊州企业入驻。这些机构的目标均为：引领领带业时尚潮流，并进入国外销售终端环节。
 
　　“我们要将提价坚持到底。”嵊州市领带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周庆余说，中国95%以上的真丝领带出口集中于此，大量订单不可能转移到全球其它地方。
 
　　对于这个敏感的问题，钟鹏并不避讳。他说：“今天，我们答应了提价要求。但如果供应商一味提价，采购商也只能另寻他路。真到那个时候，我们会到印尼、越南等地重新培养一些供应商。” 

 
　　嵊州领带经营户王先生表示，领带统一集体涨价疑似行业协会的价格垄断。而国家发改委曾经发出通知，要求行业组织不得以会议纪要、协调价格、价格联盟等形式串通定价、联合提价，否则将受到严肃查处。
 
　　这种说法未必合理。嵊州市外经贸局一位主管出口的副局长认为，“大家不能相互踢脚头，而要一起捏紧拳头。这是嵊州领带业需要长期解决的一个问题。”
 
　　30家韩企“撤离”风波 
　　转折出现在5月1日，巴贝等7家领带企业接到RANDA公司通知：同意从5月起，每条色织真丝领带提价0.1美元。 
 
　　就在此时，嵊州领带业内却传出消息：30多家韩资企业考虑撤离嵊州。
 
　　“少数韩资企业失去了自己的生存空间。”金耀向本刊介绍，在1990年代，韩国是全球主要的领带加工基地。到了2000年以后，嵊州替代韩国，成为全球领带中心。国际产业转移的必然规律，促使大量韩资企业迁徙到嵊州。 

 
　　据嵊州市外经贸局统计，在当地落户的30多家韩资企业注册资本金共4805万美元，合同利用外资4657万美元，实到外资697.5万美元，其中26家企业与领带服饰产业相关，13家企业由韩国人管理。这些韩资企业一年出口超过1亿美元。 

 
　　但2006年以后，随着高档织机、先进技术在嵊州的普及，辉煌的韩资企业逐渐失去光环。这最终导致了部分韩资企业撤出嵊州。
 
　　韩资撤出嵊州，传递出的真正信号是，嵊州领带产业的进化——在嵊州领带产业园，很多工厂的行政办公楼里，有两三间韩国人的办公室，外挂一块韩资企业的牌子。“其实他们是挂靠在这家工厂的，主要是接一些单子，然后放给这家工厂做。”金耀说。
 
　　自2006年后，逐渐失去竞争力的少量韩资企业，纷纷剥离工厂，凭借长期的国际贸易关系，转而从事专门的接单业务。到了2008年，在一些韩国人打道回府后，留下的韩资企业大多也选择了收缩版图。 

 
　　生产线上的演进故事，在2008年的嵊州再次传出一记破壳声。
 
　　“前几天，刚有两家分别引进了两条新生产线，削减了1/3员工。”周庆余表示，这既是产业升级的标志，也是《劳动合同法》实施后，迫使领带企业再次走上新的成本压缩之路。
 
　　周庆余认为，正是因为大规模的产业基地优势，使得本土民营资本在这场世界性产业变迁过程中胜出。而现在，面对外贸出口的低廉价格和低附加值，面对生产成本的大量上升，酝酿集体提价，也正是嵊州领带为进一步争取自己的话语权，而奋力一搏的结果。
 
　　而在一条全球供应链上，嵊州领带集群还遭遇各种压力：燃油价格提高带来运输成本增加，今年以来真丝原料价格上涨12.5%。这都影响到1000多家嵊州领带企业的生存。
 
　　巴贝、RANDA公司均认为，停止恶性价格战，提高产品附加值，是出口均价仅约2.35美元的这条嵊州领带的必由之路。
 
　　副省长的批示 
　　嵊州领带如何突破产业发展的天花板？
 
　　“这么小的一块地方，集中了1000多家领带企业，竞争太激烈了，必须要另辟蹊径。”当地一位人士表示，绝大多数嵊州领带企业还处在加工厂的位置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缩短国际贸易链条，跳过中间商，直接和终端销售商发生贸易往来，这看起来是嵊州领带企业增加自己利润的捷径之一，但这和领带提价一样，还不是个万全之策。
 
　　长期以来，嵊州将意大利小城科墨作为比肩对象。后者有200多年的领带生产史，引领着全球领带业潮流。
 
　　“客观地说，嵊州还不足以匹敌科墨。”一位当地人对记者说，嵊州出口领带在国外零售店售价不超过50美元/条，而科墨生产的多在100美元以上，“核心问题是，科墨有全球知名的设计中心，嵊州领带基本是仿冒或照搬其设计，没有创新能力。” 

 
　　另一大瓶颈是领带的原材料“白厂丝”要从浙江嘉兴、广西等地大量外购，价格无法掌控。2005年来，国内“白厂丝”价格在10多万元/吨至30多万元/吨间摇摆，领带成本难以控制。泰绅领带总经理张帆说，成本难以控制，销售又必须依靠采购商，难免受制于人。
 
　　金耀说，单纯的产量扩张造就不了“国际性领带都市”，关键是要在质量和品牌上实现新突破。目前，以提升改造中国领带城为目的的“中国领带城物流中心”项目可行性报告已经报送省有关部门审批。该项目将以领带业为基础，设置电机电声、五金家电(含厨具)原辅材料产品交易区、建筑装潢产品交易区、仓储配送区、公共配套区等，形成一个大型的市场群格局。预计总投资5. 
5亿元，总建筑面积37.3145万平方米，总用地面积435.8亩。 
 
　　“提价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答案。”周庆余说，几家大型领带企业正酝酿下几步“棋”：到广西、云南筹建桑蚕基地，减轻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；合并、重组现有印染厂，发挥规模效益；收购国外品牌并建立国际设计研发中心等。
 
　　包含在集体提价事件背后的，是嵊州领带产业转型的构想。领带协会在一份报告中说，提价是为了维护产业利益，这种产业利益包括改善劳雇关系，提供职工生活、福利待遇，倡导市场经济下的公平竞争，阻止损害产业利益的相互压价等无序行为，预防国际反倾销调查。
 
　　为此，领带协会向政府建议，提价后产生的增值税、所得税留地方部分，返还给领带产业，由协会专款专用，用于产业发展中的技术攻关、拓展市场、品牌运作等。
 
　　5月9日，嵊州市上报的《发挥协会作用加强行业自律——嵊州领带协会企业集体提价应对出口困境的做法和启示》被浙江省政府办公厅《专报信息》采用，副省长钟山批示：做得很好，值得总结。
 
　　显然，嵊州领带“集体提价”的意义在于，它为浙江产业集群突破外部环境压力提供了样本。 浙江物流网